毛泽东的“忧患意识”与西柏坡

1945年7月1日，抗战胜利前夜，黄炎培与其他五位国民参政员一道访问延安，与毛泽东主席长谈十多个小时之后，黄炎培对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:“我生六十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看到的，真所谓‘其兴也浡焉’‘其亡也忽焉’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团体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凡初时聚精会神，没有一事不用心，没有一人不卖力，也许那时艰难困苦，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。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，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……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。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……”

毛泽东肃然作答: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这无疑是唯一正确的道路。正向黄炎培后来所说：“我想这话是对的，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，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。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，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，才能使地地得人，人人得事。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，怕是有效的。”事实上，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，正是切实实行了民主制度，才有了那样兴旺的政通人和的局面，才能在严酷的敌后斗争中发展壮大，取得胜利。

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的这次谈话，就是著名的“窑洞对”。毛泽东自信的回答，使黄炎培放下了自己的担心和忧虑。他从延安的所见所闻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，更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希望，那就是走民主之路。

　　共产党为何能得天下？“周期率”对话做出了回答。

70年前，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高地，几千年中国历史凝结出来的历史高地上。

70年前，中国共产党站在智慧高地，几千年历史凝聚出来的智慧高地上。

70年前，中国共产党站在道德高地，中国的道德高地、人类的道德高地上。因而，黄炎培深感“中共应该有天下”。

只有真正使人民当家做主，中国才有可能跳出周期率的长期困扰和支配，才能真正走上民族自强的道路。毛泽东当时对时局的考虑有着深刻的远见，因为它将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“两个务必”，正是毛泽东多年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，也是基于诸多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。

我衷心祝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，我们沿着7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指明了的跳出“周期率”的道路继续前进，不忘历史，不忘初心，我们应当跳出，最终也一定能够跳出历史“周期率”。